每逢新春来临，很多家庭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如何度过这一个多月没有保姆或小时工的时间。

即使好不容易熬过春节，保姆市场的劳资双方还要为是否顺利续约而斗智斗勇。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雇主家庭来说，最大的梦魇无疑是保姆临时通知不再返城或者另谋高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最近几年城市居民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但家庭服务员难找、难管、难留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为什么支付的工资越来越高，雇主却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雇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服务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比较复杂，劳动力供给单一，市场秩序有待规范。

首先，家政服务更接近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经验性物品。其特点是：在真正消费使用该商品之前，很难判断其价值；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一般只愿支付平均工资，造成优质雇员流失，只留下劣质雇员，也就是逆向选择。而且即使雇主付出较高报酬，也很难对其工作进行监管，更难以对不满意的服务进行惩罚。

其次，近几年家政服务需求迅速增长、要求提高，但服务人员的供给却不能及时调整，造成家政市场越来越向卖方市场倾斜。

一直以来，家政服务人员以农村务农人员进城或陪子女进城读书的妇女为主。由于巨大的城乡生活差距，此类雇员通常欠缺在生活卫生习惯、烹饪能力、儿童教育、医疗常识等方面的知识，较难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家庭需要。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90后，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仍很难改变对家政服务的误解——“伺候人”，低人一等，没有职业前途。所以，尽管保姆市场的报酬水涨船高，劳动力供给的同质化却越来越明显，高素质保姆千金难求，而大众化的服务水平一直在低端徘徊。

此外，保姆市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和谐的市场秩序。与聘用大量境外劳动力并配备相关法律规定和协助服务机构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内地家政劳务市场的合同订立、执行和违约惩罚等机制还很不完善。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单一，中介合同不符合雇主的长期利益，不利于建立及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

正因如此，经常从亲戚朋友口中所听到的劳资矛盾也往往源于对劳务合同的肆意违反。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容易形成道德风险，市场秩序更加混乱。

对雇主和雇员来说，可运用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保姆市场上撮合的效率以及延长雇佣关系。

首先，可利用契约理论之中的“信号传递”手段增进双方的了解。也就是说，光凭简单见面与面试还不能有效判断雇员的素质，有条件的话需辅之以对其教育水平、从业经验、在各个家庭服务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考察。如果不是熟人介绍，最好还要与前任雇主打电话了解其以前的工作状况，甚至用半天到一天时间试工。

家庭服务员也可以对雇主家庭状况、居住条件、主要工作范围、时间以及前任离岗原因等进行了解。目前家政市场中较高端的月嫂、育儿嫂等高薪领域的服务已经日益向这个方向靠拢。

其次，定期对保姆进行工作评定及反馈，指出其工作中的优缺点，有利于劳资双方的沟通，并在早期积极化解可能日后积累的矛盾。

最后，雇主还可以考虑与长期提供服务的家政人员之间订立激励性合同，提高对工作素质的掌控权。这也就是经济学契约理论中所说的“多时段最优契约”。比如，在基本劳务合同以外，把双方对于服务内容、方式以及生活条件等要求记录下来，双方达成协议。如果条款可以充分执行，则雇员可以每月、每季度获得一些奖金，并且累计2个－3个时段发一次。

这样的激励机制看起来繁琐，但相比于逢年过节简单地塞红包、送礼物等方式更加有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长期来看简化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沟通，鼓励雇员在同一家庭延长其服务期限。

未来保姆市场扩大，将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投资“保姆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品牌中介机构，提高市场的效率，扩大高素质水平劳动力的参与度。

如果政府可以有效地用法律法规提高合同的执行率，对违约进行合理的惩罚，将很大程度上降低该市场的不规范性。而这一服务业市场的日趋规范，其回报也与政府的工作目标吻合：鼓励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扩大消费。